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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劳教制度废除后被劳教对象法律调整模式的立法选择外，还必须关注原来劳教执行场所的改革。

{7}其中，法律心理学角度的法律社会化着眼于个体层面，强调个体在法律方面的个性或主体性的建构问题，旨在培育个体在法律方面的人格与秉性。公民参加某项立法草案的听证，参与某一大案要案的旁听，甚至通过网络来模拟审判正在法律程序过程中的敏感案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法律参与方式。

{10}就不同职业背景的社会化而言，法律人的法律社会化内容偏重于更高水准、更为职业化的法律技能与法律伦理素质，一般公民的法律社会化内容则相对集中于基本、普通的实用化层次。就社会系统而言，法律社会化的功能在于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法律角色、守法公民，使法律秩序与社会结构得以生成、延续。[5] 这里的法律教育不同于培养法律人的法学教育，其主要针对的是非法律职业人士或一般公民。就法律社会化的核心内容而言，文化是社会化的核心内容，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也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后果，从而也在塑造着不同类型的人。就个体自化机制而言，不仅需要通过学习来内化法律，还需要通过参与来运用法律。

所谓个体的法律自化，是指个体能动而自觉地围绕法律进行的观察学习、认知加工、主观认同和自我强化等活动。笔者以法律社会化为主题进行搜索所得的110余条结果显示，一些文献涉及到的是与法律社会化不同的法律的社会化问题。原告诉称被告以未经核实的消息为新闻来源，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

固有利益、衍生利益经常作为整体被同时侵害。在此，本文建议人格权法对公共利益的类型或内容等做出原则性规定。因为登记机关过错而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可主张损害赔偿。[31] Giorgio Resta，The New Frontiers of Personality Rights and the Problem of Commodification：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26Tulane European ＆ Civil Law Forum（2011）.[32] 《民法通则》第 99 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基于人格权客体的无形性，人格权的对象必须经过定型才能被支配，而只有严格按照功能才能使人格权的对象定型，进而区分不同类型的人格权。立体式利益结构可导致人格权边界的模糊，其在静态上表现为人格权框架权化、人格权内部结构失衡。

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侵辱之诉的遗孤---重读〈学说汇纂〉：通过罗马法学家的贡献来看对人的法律保护》，载中意法学家法治社会中的人格权保护研讨会文集（2012 年 5 月 15 日）。（三）衍生利益的类型1. 牵连利益。二、人格权的利益结构固有－衍生是广泛用于揭示事物生长方式或结构形态的范式组合。同时，结合特定的功能定型，人格权也会形成人格权表现形式多样化。

在静态上，固有利益的法律解释具有较高的客观性，但对衍生利益的法律解释则难免主观性。间接保护方式中固有利益尚未权利化，保护范围具有不确定性，裁判难以统一，制度运行成本明显高于直接保护方式。基于固有利益的自然性，人格权本无须法律之明文规定。完全的法定主义将人格权内容完全列举、严格限定在法条文义之中，而抽象条款主义不具体列举人格权的内容只对权利内容进行抽象描述。

（1）人格权法定有利于推定损害。对于身体权而言，容忍他人在公共场合轻微的、无意的触碰才能保障社会秩序井然。

二是《民法典》意义上的作为对一个物所具有的广泛权利的所有权。案例 A：被告是一家国际机场，原告是机场周围一百户居民。

[15]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86 页以下。此外，关于肖像权和著作权冲突，一般而言，如果存在有效合同，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确定优先保护的权利。各种固有利益具备相当的社会典型公开性，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予以法定。例如，在案例 A 中，机场排放噪音的行为同时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健康权及环境权。问题是，如果载体利益或牵连利益受到侵害，究应认定为侵害固有利益还是衍生利益？对此，实务意见不一：其一，依救济效力判断何者更具有终局性，进而确定是侵害他项权益（衍生利益）还是原权利（固有利益）。[2] 例如，生物学上的母体－衍生体，物理学上的原子核－电子，金融学上的原生资产－衍生工具，衍生语法学上的深层－表层结构等。

名誉权应否包含公共利益？如何依据公共利益确定名誉权的边界？以上案例告诉我们，人格权在现实中并非静态的存在，而会发生利益衍生现象，拘泥于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健康权、名誉权等权利的固有内涵无法化解现实疑难问题。立体式利益结构将对损害推定产生双重影响。

[5]另一方面，从客体的可感知性可明确第三人行为自由的界限。试想，如安乐死可任意实施，人体器官可以自由买卖，鲁迅二字可被商家任意使用，那将会是何等世界？其次，类型固定将明确公共利益的类型及内容。

现原告诉称被告侵害了其隐私权、健康权及环境权。由此而论，人格权法可谓介于严格法和衡平法之间的半严格法。

然而，公共利益又是典型的不确定性概念，如不通过立法明确这一概念的具体类型及内容，将会导致管理权的泛滥或不合理的权利限制。（二）人格权利益结构之外围：衍生利益衍生利益具有下列法律特征：1. 衍生性。[8]斯奇巴尼指出，在权利体系建构过程中，首先是建立所有权观念的核心地位，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主观权利观念。[29] W. V. Horton Rogers（ed. ）Damages for Non－Pecuniary Los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pringer ，WienNewYork，2001，page120－123.[30] 参见王泽鉴：《宪法上人格权与私法上人格权》，载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 页。

[41] 参见林冬云与广州市越秀区祥康大药房姓名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穗中法民一终字第5396 号。固有利益体现了法律对主体的平等关怀，自然人应无差别地享有固有利益。

人格权的财产化可导致人格权和财产权的混淆。其四，法律文书（如不动产证书、身份证）上的姓名登记错误的，权利人可申请更正登记。

例如，隐私权可以牵连名誉权，为保护善意第三人而产生的信赖利益，也可构成人格权的对外效力。1956 年，吴良材眼镜公司改名为公私合营吴良材眼镜公司。

然而，基于社会属性而生的公共利益为何不是固有利益而是衍生利益？因为藉此以醇化固有利益的私益品格，保证公私法之区分。制定《法国民法典》时，立法者尚未注意到人格权问题，缺乏必要的理论共识，人格权整体为立法者所遗漏。直接衍生利益与固有利益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性质或功能上较为接近，甚至也可以成为人格权的本质要素。三是被告的公司名称权、商标权应优先于原告的权利，但被告必须支付合理的补偿。

一般人格权并无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实为保护人格整体利益的一般条款。尤其是在侵害牵连利益的情形下，为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得不较多依靠法官的裁量权。

[18] 参见张平华：《权利冲突辨》，载《法律科学》2006 年第 6 期。其中，居于内核者是基于人格要素内在本质而生的固有利益，处于外围者是超越内在本质的衍生利益。

当衍生利益并非为权利主体享有时，固有利益和衍生利益就会普遍存在冲突：在案例C 中，因被告出示虚假身份证引发无权代理的情形就存在信赖利益（或第三人财产权益）与姓名权的冲突。正如对己和对他存在辩证统一关系一样，尽管固有利益和衍生利益可不属于同一主体，却应该一体对待。